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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盛:佛法僧印考释

中国的玺印一般包括官印和私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印章,即宗教印。佛教在东汉末开始传入我国,且大部分统治者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其大加提携,故佛教的影响十分深远,遗留下来的佛教遗物也很多,这其中就包括佛教印章。这些印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

元代佛法僧铜印

中国的玺印一般包括官印和私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印章,即宗教印。佛教在东汉末开始传入我国,且大部分统治者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其大加提携,故佛教的影响十分深远,遗留下来的佛教遗物也很多,这其中就包括佛教印章。这些印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

    镇江市博物馆藏元代青白瓷佛法僧印

    中国的玺印一般包括官印和私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印章,即宗教印。佛教在东汉末开始传入我国,且大部分统治者又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其大加提携,故佛教的影响十分深远,遗留下来的佛教遗物也很多,这其中就包括佛教印章。这些印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包括各级政府机构颁发给寺院的凭证,还有一类是佛教寺庙自己铸造、雕刻的,以供寺院内部管理或做法事时使用。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寺院做法事时所用的印章,这种印章的主要特点是印面铸造或雕刻有“佛法僧宝”四个字。文章首先从历代的文献中找出与此相关的资料对其加以考证,然后对这一种宗教用印产生的原因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

    经过考古发掘、征集或馆藏的且发表报告的佛教法事用印主要有以下几方。达川市文物管理所征集到一方[1].方形,四角微微上翘,带直条状竖钮。印面长宽为5.5厘米,厚0.5厘米,带钮通高4.5厘米。印面四周有一道单边凹槽,印面铸造有“佛法僧宝”四字,阳文,印文为复杂的九叠篆,印背钮的两边各铸一行字,右上方仅见一个“一”字,其下文字模糊不清,不能释读。左边隐约可见“王家造”三字。根据印的形制、印文可以认为这方铜印为北宋遗物。

    1989年遂宁县博物馆征集到一方[2],出土地点在吉东乡八村的观音庙遗址。印呈方形,铜质,边长5.5、厚0.3厘米,钮为长方形,通高3厘米,宽2.8、厚0.5厘米。印面铸有阳文“佛法僧宝”四字。钮两边刻有文字,钮右刻一“上”字,钮左刻有“冯和造”三个字,均为阴刻楷书。由于该印为征集品,没有相关的地层可供参考,但根据形制和印文可认为是宋、元时期的遗物。

    江西省吉安市博物馆藏有一方[3].印面呈方形,铜质,印面边长5.5厘米,边厚0.4厘米,中薄为0.2厘米,印面铸有九叠篆体阳文“佛法僧宝”四字,印背刻一“上”字。印背中间置一扁柄,柄高2.7厘米,柄顶宽2.2、厚0.3厘米,足宽2.5、厚0.5厘米,柄的两侧有明显的握痕。文中作者认为此印为北宋间遗物。

    镇江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4].铜质,印面略呈长方形,四角呈菱形,条直钮,长6.1、宽5.9、厚0.4厘米,钮通高3.3厘米,印面有双道边,阳文,刻篆文“佛法僧宝”四字。此外,在1994年,镇江市古城研究所在发掘胜利路遗址时,发现一元代佛教寺庙遗址,发掘者根据文献推断这就是广惠寺遗址,在遗址中出土一枚影青瓷质的“佛法僧宝”印[5],呈方形,边长4.6厘米,长方形钮,印面有九叠篆式“佛法僧宝”四字。根据出土物所在的地层,还有周边的共存遗物可以判断出这方瓷印为元代遗物。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两方[6].一方出土于赤峰市太平地公社辽高城内,铜质,方形,边长为5.4厘米,长方形直纽,印文为“佛法僧所宝记”。另一方出土于辽上京皇城内,玉质,方形,边长3.5厘米,长方形钮,印文为“佛法僧三宝圆通之印”,印侧有一“上”字。由于这两方印出土于辽代城址之中,基本可以断定为辽代遗物。

    从上面的实物资料中可以看出这些三宝印的一些基本特点。其年代一般在宋元及以后,最早可能要到唐末五代。考古发掘的三宝印大多出土于佛教寺庙的遗址之中。辽上京皇城内出土的这方玉印可能是皇家赐给寺院的,这可以从这方印的材质中推断出。这些印章以铜质为主,还有瓷质,这可能与铜质印章比较耐用,不易毁坏有关,但也不排除有制度方面的差别。印面一般为方形,且带长方形竖直柄,边长在5.5厘米左右。印面的文字比较模式化,以“佛法僧宝”四字为主,印文大部分为九叠篆式,或间有楷书。印背或柄上往往刻有文字,包括铸造者、年代、“上”等,这些特点基本上与宋元时期其他印章的风格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了同一时代不同文物风格之间的相似性。

    除了出土的这些实物资料外,文献中也有关于三宝印的记载。《畿辅通志》卷二十五中记载:“福兴寺,在东明县东北十五里,梁贞明三年建,寺僧犹藏梁时‘三宝’铜印,背刻梁贞明三年,明成化间重修。”这里的梁指的是五代后梁,贞明三年即公元917年。由此可见三宝印至少在五代时就已经出现,只是现在还未发现当时的实物。

    此外,“佛法僧宝”这样的宗教字铭还出现在古泉和摩崖中。《古泉汇》贞集卷十载:“佛法僧宝,一篆书,二真书,背月星。”《古今钱略》卷十八:“右‘佛法僧宝’钱,径一寸有半分,‘宝’字正书,‘佛法僧’三字皆篆书。”这些压胜钱是与佛教活动有关的,其性质应该与三宝印是一样的。《两浙金石志》卷六:“宋慈云岭题字,佛法僧,熙宁二年已酉岁中秋日,无锡弟子陈延相施财刊石。右在慈云岭摩崖,正书字径二尺六寸,余款字正书二行,字径一寸余。分列三字,‘佛’字最大,‘法僧’二字差小,疑非一时所刊。‘相’字,《西湖志》误作‘柏’。”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佛教在民间的盛行。

    二、

    在佛教中,称“佛”、“法”、“僧”为三宝。北宋释道诚集的《释氏要览》云:“三宝,谓佛、法、僧也。宝性论云:依彼六种相似对故。佛法僧说名为宝,一世间难得相似,以无善根诸众生等百千万劫不能得故。二无垢相似,以离一切有漏法故。三威德相似,以具足六通,不可思议,威德自在故。四庄严相似,以能庄严出世间故。五胜妙相似,以出世间故。六不可改异相似,以无漏法,世八法不能动故……”丁福保编纂的《佛学大辞典》在“三宝”条下解释说:“一切之佛陀(Buddha),佛宝也;佛陀所说之教法,法宝(Dharma)也;随其教法而修业者,僧宝(Sangha)也。佛者,觉知之义。法者,法规之义。僧者,和合之义。”后来随着佛教的世俗化、民间化,这一概念的范围也就随之扩大,作为佛教的象征。故佛家弟子可自谓三宝弟子。《秘殿珠林》卷三载:“……三宝弟子赵孟頫谨手书,又跋云……”又《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载:“菩萨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坚,敬白一切三宝,弟子蒙三宝福佑,为苍生君父,思与民庶共建菩提……”俗人皈依佛教也可称之为皈依三宝。

    三宝这一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只不过后来由于佛经的翻译才将其范围缩小化、专业化,检索中国古代的文献就可以发现人们会把现世珍贵的三种宝物合起来称作三宝。这其中既有具体的物象,也有抽象的品德。《新序》卷一《杂事》第一载:“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仑,此三宝也,……” 这里所说的就是作为实物层面的剑、珠、玉。《老子》六十七章里载:“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老子所提倡的三宝就是作为精神层面的三宝——慈、俭、让。

    三、

    在佛教中,三宝印主要押于佛教徒做法事道场时所书文疏之上,这种法会包括为生者祈福消灾和为死者超度亡灵这两种形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十二《谢雪疏》云:“……伏愿大宋世界汝州管下,时人安乐,岁事丰穰,同发道心,各登佛地。……,恭惟三宝印知,众圣歆鉴。”《(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三《吴宪施财米疏》记载:“大宋国……,奉三宝弟子吴宪,谨施……,式荐先考六十大夫,先妣宜人吕氏五十八娘子,先兄知府少卿学士,超升佛界,右菾惟三宝印知谨疏。绍兴十年三月日吴宪疏。”佛家弟子吴宪希望借助于佛法僧的神力来超度先考、先妣及先兄的灵魂,以度他们早日抵达西方极乐世界。

    参考文献:

    [1] 任超俗。 达川市发现“佛法僧宝”铜印 [J]. 四川文物,1996 (5):15

    [2] 彭高泉。 遂宁发现“佛法僧宝”铜印 [J]. 四川文物,1992 (6):62

    [3] 康信立。 江西吉安发现的北宋佛家古印 [J]. 江西文物,1989 (1):69

    [4] 肖梦龙,戴志恭。 镇江博物馆藏古代铜印 [J]. 文物,1983(8): 75

    [5] 刘兴。 镇江市区出土的元代瓷器 [J]. 南方文物,1995 (4):70;刘建国主编。《名城地下的名城——镇江城市考古纪实》[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23.

    [6] 项春松。 内蒙古昭乌达盟发现的一批古印资料 [J].文物,1983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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